导语

作为博士生，你被导师PUA过吗？

作为博士后和青椒，你遇到过职场PUA吗？

面对科研PUA，有人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时至今日，事情似乎开始起变化了。

6月7日，复旦大学海归回国的39岁副教授，在未能通过“非升即走”的考核之后，持刀行凶，学院党委书记当场死亡。

无论这起惨案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悲剧，对双方当事人都是一场悲剧。

所以，国内科研圈的真实工作氛围到底是什么样的？科研PUA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看看下面这份一万多名科研人员参与的调查，来系统了解一下科研打工人这个群体的切身体会。

一、问卷调查的背景

这项调查由国外一家公司发起，从2019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0年7月20日结束，历时近一年，本意是探讨全球性的科研环境问题。

来自全球169个国家共13000名科研人员参加了这项调查，其中 超过半数为博士生、博士后或者青椒，从事科研工作10年以下或者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占了接近三分之二。

受访者从事的专业涵盖范围也比较广，从工程类、物理、生命科学、药学，再到人文社科学科，应有尽有。

以往也有过类似的调查，不过相比较而言，这次调查的参与人数更多，其中大多数为处于学术圈食物链中低端的青年科研人员，从博士生到青椒，各个阶段都包括在内。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调查结果应该能够比较全面地反应各学科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处境。

此外，这项调查专门按照受访者所在地区进行了分类汇总。在13000名受访者中，54%为亚洲科研人员，欧洲、北美和澳洲的科研人员占35%，这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了解学术圈里有哪些亚洲（中国）特色。

二、外部环境：995 + 内卷 = 差强人意

1）超时工作的世界冠军：加班是常态

该项调查把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算作“工作时间过长”，按照五天工作日平均下来，就是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基本上相当于“995”了。如果按照每天都能正常上下班来算，那就是一周七天不休息。

先看全球平均情况：30%的受访者“工作时间过长”。

亚洲科研人员在这里获得了全球“冠军”的殊荣：工作时间最长，特别是东亚的中日韩三国，我们的科研人员中，43%的受访者“工作时间过长”，接近半数了。

你是属于这个“过劳”群体，还是剩下的“幸福另一半”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长时间工作的现象不仅限于科研民工（当然，也不仅限于IT民工），在2019年就有人指出，在欧洲国家各行业从业者中，15%的人每周工作时长超过48小时，而在中国和韩国，这一比例超过了40%，和这次的调查结果高度一致。

2）内卷不可避免：僧多粥少

在全球范围的所有受访者中，44%的人认为没能够获得足够的科研资源。

到具体国家和地区，结果在意料之中，缺少科研资源的地区从高到低（指受访者的认可程度）依次为：非洲（61%）>南美洲（52%）>亚洲（47%）>欧洲（36%）>大洋洲（31%）。

我们可以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画一条线，左边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人均享有科研资源低于全球平均线；而右边的欧洲和大洋洲则属于科研资源相对充足的地区。

人均科研资源是否充足其实和人均GDP有着一样的趋势。

尽管亚洲的GDP总量已经是欧洲的两倍以上，稳居几大洲之首，但是平摊到人均GDP上，由低到高分别是：非洲 < 南美洲 < 亚洲 < 欧洲 < 北美洲 < 大洋洲。和上面科研资源不足程度的排序一模一样。

非洲、南美洲和亚洲这三个难兄难弟中，非洲和南美洲经济实力较弱，GDP总量本来就不高，科研资源不足可以想象。

亚洲则不同，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腾飞带动了教育和科研的发展，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相关专业从业人数猛增。但是，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资源仍然相对匮乏，内卷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就是说，论内卷，我们还是世界冠军。

三、科研打工人：微笑着“躺平”

在这样的科研环境中工作，科研人员们感觉如何？

调查结果可能和你想象的略有出入，尽管网上怨声载道，甚至已经开始出现恶性犯罪事件，但是事实上，大部分亚洲科研人员都“愉快”地接受了现状。

1. 超级能忍

在全球所有受访者中，有38%的人在过去一个月里经常感觉到压力过大（overwhelmed），难以承受。

这个比例在英国科研人员中最高，达到61%，高于平均线的国家还有德国（58%），美国（56%），澳大利亚（53%），全部是发达国家，后面再加上一个巴西（48%）。

工作时间最长的亚洲国家呢？无论日本（25%）、中国（19%）还是韩国（13%），我们反而不太容易感受到压力的存在，或者说是995和内卷尚在可承受范围。果然，能成为世界冠军的人就是要拥有强悍的神经才行。

这种现象，或者源于文化差异，我们更善于隐忍，也有部分源于严重的内卷，不忍又能如何呢？

2. 忍无可忍？- 继续再忍

在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超过10000名受访者中有63%拒绝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这些选择自己扛的，多数是亚洲科研人员。

还请大家注意，根据上一项的结果，亚洲科研人员具有远高于其它地区的压力耐受性。可想而知，能让我们出现焦虑情绪的压力阈值一定是远高于其它地区科研人员的，此处默默心疼两秒钟。

从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出各地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北美和澳洲，大多数人（接近三分之二）倾向于找专业人士帮助自己进行心理疏导；在欧洲，这个比例略低于50%，自己咬牙死撑和寻求帮助的人基本上各占一半，哪一方在数量上都不占明显优势。

到非洲，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人选择自己承受情绪问题的困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地心理咨询等相关服务还不够普及。

最后，到了奇妙的亚洲，72%的受访人不会找专业人士帮助，甚至想都没想过。

所以忍无可忍？不存在的，我们只会自己咬着牙继续忍下去。

3. 在忍耐中爆发？- 我们只会微笑

下一个问题：你对学术界的整体氛围满意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受访者的身份关系很大，超过一半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都选择不满意，而教授们则正相反，接近三分之二的教授都对现状很满意。

地区差异也很明显，亚洲的受访者中，只有三分之一对现状不满，而这个比例在澳洲、欧洲和北美洲依次为70%，64%和67%。

你看，995和内卷又怎么样？大多数人都很容易满足的，在压力和焦虑中，依然露出满意的微笑，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拥有这样一份工作。

四、远离科研PUA，从我做起

看到这里，您觉得有什么不对了吗？

是啊，这些哪里是什么优良品质，明明是易PUA特质才对。

试想一下，有两个员工，一个到处和别人抱怨工作太累，踩点上下班；一个沉默寡言，任劳任怨，永远以感恩之心面对加班。怎么看都是任劳任怨的那个比较好PUA。

当然，这种跨区域的比较并不合理，两类员工面对的大环境不同。但是，后者的易PUA特质却是毋庸置疑的。

远离科研PUA，我们需要从我做起。

这里的从我做起，也真的只能是从我做起，因为改变大环境可以说是痴人说梦，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着而身不由己，能改变的只有自己而已。

以下是给科研预备役或者科研新丁们的建议：

1. 找个情绪支点，养成倾诉的好习惯

没必要把什么都背在自己身上。我们都不是超人，适当地示弱反而会成为保护自己的软甲。

面对压力的时候至少要能够找到人倾诉，告诉别人“我受够了”。

看看自己的朋友圈，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你的情绪支点，能够当你的情绪垃圾桶。

在你的情绪达到临界点之前就先找个出口宣泄，不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2.不妨当个“刺头儿”，学会拒绝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个听话的好学生。

但是从进入大学开始，我们就是成年人了，不妨尝试解开自己身上的束缚，不一味地顺从和服从其他人。

在适当的时候当个“刺头儿”，让自己习惯说不，再添一重避免被PUA的保障。

3.爱自己多一点儿

没错，我们应该感谢导师给了自己读博的机会，感谢大学给了自己工作岗位。

但是，我们仍需要爱自己多一点儿，相信自己配得上这个机会。

这和谈恋爱一样，卑微的奉献换不来尊重，感谢不需要用“下跪”式的感恩戴德来表达。

同样，在世事不尽如人意时，不妨好聚好散，告诉自己，我值得更好的，明天一定会是个好天气。

结语 – 说给用人单位：

复旦大学杀人事件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犯罪学里有个理论叫做“破窗效应”，指的是一幢建筑，一旦有一扇窗户被打破，就会有更多破坏者加入。

现在，第一扇窗户已经被打破，学术圈日渐恶劣的生态环境会不会吸引更多的人去打烂其它窗户？

大部分中国科研人都在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堪称世界最佳员工，只要条件稍稍改善一点儿，“躺平”的他们甚至能主动给你把窗户修好，请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些员工！

END